老千的巅峰_39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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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飞机,将手机关掉,回到了久违的家里。
那是快放暑假的时候,天很热,我一个人在家里也待不住。牌桌是千万不能靠的,在家人眼中,咱是一个有正经工作的人。我按计划向家里请了假,去了那所留下许多回忆的学校。
校门一如往常不欢迎像我这样的闲杂人等进入,当年的门卫大叔已经换成了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子,他却没有那位大叔上道,认真地让我登记了一下,才肯将我放进来。
学校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教学楼看上去旧了一些。可能这里关的都是些体育特长生,围墙又加高了不少,鲜红的五星红旗还是高傲地迎风飘扬,我没理会周围学生热闹的游戏,一边欣赏着稚嫩而漂亮的脸孔,一边走向了熟悉的草地。
来学校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来吊唁一下那已逝的学生时光,二是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以前同学的消息。
我将烟掏了出来,条件反射似的向教务处方向望了一眼,不自觉地笑了,当年在这里做着这些勾当,竟然还成了习惯。
坐了好一会儿,上课铃响了起来,那些还意犹未尽的学生很不情愿地走向了教室,跟当年的我们多像啊。
一时间,空旷的草地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不时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令人回味,本来我是想到这里看看就走的,没想到,看到了一个忙碌而熟悉的背影。
“张老师。”我一脸媚笑地叫了一声,心里还挺高兴的,毕竟是曾经教育我们的长者,然后站了起来。看到我正向他走去,他也走了过来。
“小方啊,难得还能想起到学校来看一看啊。”
当我准备从口袋里将烟掏出来的时候,他递了一支烟给我,然后将烟塞回了口袋里,我将烟挂在了耳朵上,尽管已经离校多年,在他面前抽烟,仍然觉得有点心虚的感觉。
“现在在哪里工作啊?”他一边问着,一边领着我走向他的办公室。
“在浙江做了几年。”怕他再追问我做什么的,我又补述了一句,“做的工作挺多的。”
“你们啊,就是太调皮了,一个个的明明聪明得很,却从不把学习当回事,社会啊,其实老师比你们看得明白,后悔了吧?”
“啊,后悔了,再来一次,就不会了。”我违心地回答着,自打出了校门,我一次也没想过来重新来过。你要不想学,怎么也学不会,学校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学习场所。你要想学,在哪都可以,不一定是学校。其实老师还是比较好相处的,只要你的身份不是学生。跟他唠了一番闲嗑,他要去巡查课堂纪律了,我很识趣地跟他告了个别。
到楼下,往寝室的方向走过去,路上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快到楼前,看到了校长,他似乎还能记得这个曾经让他头疼不已的问题学生。
我主动向他打了个招呼:“校长,早上好。”
“小方啊,有时间来学校看看了?”他严肃的脸上带点笑意地向我问道。
“啊,很想念这里,所以过来看看。”
说话的工夫,他将兜里的烟掏了出来,也递给了我一支。与他又聊了大概几分钟的样子,他依然很健谈,有时候还能开开玩笑。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一会儿,我说不了,还是在学校转转,然后他又说
吃午饭的时候叫他,我说好,然后离开了这里,去了后边的图书馆。
走在学校的林荫小道上,感觉很惬意,想当年这条路上也留下了我们匆匆的足迹。以前图书馆在二楼,后来为了显示出学校的内涵,本着油多不坏菜的精神,三楼也扩展成了图书馆。那时候,我们也被迫捐出了自己喜欢的书与人共享,熏子一度有将《金瓶梅外传》捐出去的冲动,在我告诉他那种事情风险太大,而且不讨老师喜欢之后,他才打消了念头。现在好像是扩大了,一楼也成了图书馆,按理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不开放的,可能是政策上有变动吧,毕竟时间过了这么久。
我走在整齐的书架中,漫无目的地看着一本本书籍,顺手挑了一本唐诗选集,坐在了小板凳上,找到几段认为写得很好的句子,细声读了起来,图书管理员正在对着窗外发痴。
后来在二楼碰到了数学老师,不禁想起了那个在21点上算牌的高手,当下一种仰慕之情如钱塘江的潮水奔腾了好一阵,跟她打了个招呼,询问了一些近况,顺便打听到了一些离散多年的同学们的消息。
她将我带到了教师宿舍,在那个装满了各式各样书籍的书柜中找了好一阵,翻出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有三个同学没有被记录在里边,其中一个是我,一个是熏子,另一个听说是死了爹妈才没有再读的。
我突然想,如果老师们知道我走上了这么一条道,他们应该作何反应?大多会表示惋惜吧,没能培养出人才,反倒带出了个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犯。
据她说,我们那批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也算是破了建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后来又说这个纪录在往后的几年里连续被刷新了,在这时候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失落,为人师,当然以学生的学业作为评判标杆。想来这还真是一所学生干劲十足,老师怏怏不悦的学校。
芬是那批学生中为数不多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其实我连什么是重点大学都没概念,还有什么一本二本的,我原本还以为是发一个毕业证还是俩毕业证来着。
为了获取情报而锻炼出来的套话也派上了用场,和数学老师聊得很投机。其实聊天的秘密在于听和旁敲侧击地获得信息以及不时给予他人适当的夸奖,后来老师还一个劲邀请我去和她共进午餐,我推说已经答应了校长的邀请。
逛了半天也怪累的,我就想直接回去了,无奈又碰到语文老师。那个时候,对我最待见的算是语文老师了。当年语文成绩还不错,课间也经常回答他的提问,几年不见,他脸上又多了些沧桑,但眼睛依然很有神韵。
我与他一起坐到了一棵树下,享受着几许清风带来的凉爽。
“在你们那么大的时候,老师也是满腔热血没地儿洒啊。现在老了,理想早就被现实磨得粉碎。所以啊,你们尽管出去了,只要不干坏事,就不会让人生留下遗憾。”老师说。
“那老师你说,走了岔道干正事怎么算呢?”
“只要心里有杆秤,将自己的想法贯彻始终,又不太违背社会道德观念,走哪条道其实不重要。这也就是我和你坐在这里讲,要是站着,老师也不能这么说,社会很现实,可故事总得有人听啊。通过书本来向大家灌输正确的社会道德观,没有什么方法能比这更好的。”
“可当大家发现书本里的故事与现实中的生活相差甚远,甚至完全不是一码事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原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会产生动摇,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去验证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答案往往符合他的设想,如此一来,教育、学校、老师,那些原本神圣令人尊崇的体系,将会成为尴尬的存在。”我很认真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律的,一旦开放的尺度大了,带来的后果远远比现在严重。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历练,获得独一无二的眼睛,用独到的见解,审视社会。也有一些人直到老死也不曾怀疑过故事的真假,他们不懂,可他们很幸福。”他也很认真地分析,“咱们不聊这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多选题,对了,徐子勋去哪儿了?”
“他应该是去了深圳,我这次回来也主要是冲着他,等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去他那里看望一下他。”
我俩聊了很久,一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与他挥手作别,他也一样邀请我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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